理查德·瓦格纳如同“真理”般法尔考生最后时刻同年前一样的存在法尔考生最后时刻同年前一样，来源于他奏响在每个人生命中最重要时刻的《婚礼进行曲》，还有古老史诗与神化的四联歌剧《尼伯龙根指环》，以及音乐的盛会“拜罗伊特音乐节”。但尼采却这样评价瓦格纳在拜罗伊特音乐节的作品：目睹整个演出活动如同一场浮华、腐朽的社交场面，曾经光芒耀眼的偶像仅仅保留了九游娱乐“演戏的天才”，富裕市民庸俗的狂欢捧场，一切都无关思想，只见不断膨胀的欲望。

尼采在书中写道：“光听一下《众神的黄昏》第二幕中除唱词之外的部分，那音乐之混乱，犹如噩梦般疯狂，而且突出得可怕，像是要希望连聋子都听得一清二楚似的。”现代艺术只不过是一种没有上帝的基督教，生活本质上是一种现时事实，它的意义和价值永远都保持对一个更文明的黎明前的意识，并且如此延续着。一切超出生命价值的追求，根本上就是反生命的价值；一切超出现实主义的理想，必然会成为反现实社会的恐怖主义。

青年时的瓦格纳是一个追求自由的民主者。他在1842年以激进音乐家的身分积极投身民主运动。但1849年，德意志民主运动被镇压，瓦格纳遭通缉后逃亡国外长达10年。在流亡期间，他深深体验到了贫穷和饥饿的痛苦。这段经历使他对金钱的感情由爱生恨，所以在德国社会中普遍富裕的犹太人自然就成了他攻击的目标。他的创作理念逐渐转向反对进步和理性，支持民族主义。他的歌剧再现了日耳曼人的远古世界，再现了日耳曼英雄神话的雄浑气势。在瓦格纳的身上，希特勒找到了偶像——那种集艺术和政治理想于一身的意志。瓦格纳的民族主义、对日耳曼古老传奇的信崇以及关于纯粹血统的神话，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希特勒世界观的一部分。

1876年11月的一天傍晚，尼采与瓦格纳在索伦特偶然相遇。两人在散步中，瓦格纳向尼采谈起自己的新歌剧《帕西法尔》，慷慨激昂地讲述着剧中骑士“保卫圣杯”的基督教思想，尼采却始终沉默，突然悄无声息地从瓦格纳的身后走掉，将瓦格纳眉飞色舞的演说丢弃在黄昏的风中。当瓦格纳亢奋之时，发现身边已无人倾听，空中张开的手势感到十分滑稽。在瓦格纳看来，这是极度的不尊重，没有比这更羞辱人的方式了，这一次两个人彻底决裂。

尼采独坐在湖边，用低沉而克制的声音，回忆起那些被自己剥夺的欢乐，他突然沉默了，把脸微微转到一边，抽泣起来：“什么都不能弥补失去瓦格纳的缺憾，我同任何人都未曾有过如此之多的共同之处，即使在反对瓦格纳的地方是有道理的，但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失去的好感是无法从记忆中抹掉的。”

瓦格纳在尼采心中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他们之间的友情，更像是一种相互之间崇拜带来的吸引，一个是伟大的音乐家，一个是伟大的思想家以及德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尼采25岁便成为大学教授）。1868年的某个雨天，尼采和比自己年长31岁的瓦格纳见面了，两人一见如故，从音乐谈到哲学，并特别谈到了叔本华，他们在叔本华身上找到了共鸣，因为这两个人对八年前去世的叔本华都顶礼膜拜，在过去的岁月中，叔本华都曾给他们带来无法形容的温暖。

尼采1844年10月15日出生在德国莱比锡的洛肯镇，1869年2月，在里奇尔教授的推荐下，25岁的尼采因在语言学研究方面的突出表现，在未获得博士学位之前，被巴塞尔大学破格聘聘为语言学副教授，这是德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1869年3月，尼采免试获得博士学位，5月28日，尼采在巴塞尔大学博物馆主厅发表了题为《荷马与古典文学》的就职演说。这个演说很快传遍了整个语言学术界，并快速提升了尼采在语言学界的地位。

尼采童年丧父，但他仍然记得父亲身上那种神秘的高贵，他生活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里，始终对生活充满着恐惧。后来，他在发现精灵般的叔本华和超人般的瓦格纳之后，从他们身上吸取了宗教般情感的安慰。在16岁时，尼采就能在钢琴上把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总乐谱弹奏下来。

1871年，尼采将尚未出版的《悲剧的诞生》献给瓦格纳与他的夫人柯西玛（音乐家李斯特之女），以对他们新婚的祝贺。瓦格纳在给尼采的回信中说：“亲爱的朋友，我从未读过一本比您写得更出色的书！这本书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对柯西玛说，继她之后能打动我的人，就只有您了，在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有别人了。”英雄总是惺惺相惜，他们之间的来往，持续了数年。

瓦格纳是赫赫有名的音乐家，比尼采大31岁。也是一个思想家，是费尔巴哈和叔本华的信徒。他的音乐悲壮雄伟，气势磅礴，充满着意志的坚韧性、英雄性和崇高性，并有一种精巨大的精神感召力。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视瓦格纳为“国宝”，国王及政府对他的音乐活动极其支持，并在众人的追捧和喝彩中，也使得瓦格纳开始自信与专横起来。

1874年6月，德国青年音乐家勃拉姆斯到巴赛尔指挥演出，瓦格纳很不友好的嘲讽这位与他创作风格不同的青年音乐家。作为年轻人，尼采很欣赏勃拉姆斯的音乐才华，对瓦格纳的专横行为开始反感。后来，尼采又将勃拉姆斯的《凯歌》钢琴编曲总谱带到瓦格纳的拜罗伊特音乐节推介，这更引起了瓦格拉的愤怒。

在此后的两年里，尼采与瓦格纳之间断绝了来往，逐渐开始疏远。尼采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不在拜罗伊特，但是我的思想每天至少有3/4的时间在那里，像一个幽灵一样，总是围绕在拜罗伊特的周围。”瓦格纳的妻子科西玛和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都出面做了很多说和工作，但收效甚微，这也与尼采的身体健康状况恶化有关，1875年对于尼采来说是灾难的，一年大多数时间都躺在病榻之上。

1876年，尼采身体有所好转，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上演，尼采应邀前往，并发表了《瓦格纳在拜罗伊特》一文，受到了国王路德维希的赞扬。演出现场在尼采看来，处处都是肉麻的吹捧、廉价的喝彩、艺术的金钱和权势的包装下的商业化，音乐的艺术荡然无存。尼才忍受不了如此混乱的环境便中涂退场，在附近的森林里隐居了几周，写下了《人性的，太人性的》部分篇章！

造成尼采与瓦格纳彻底决裂的则是宗教歌剧《帕西法尔》的上演，此时瓦格纳已从无神论转向了基督教徒。当《帕西法尔》演出结束，瓦格纳上台致谢时，全场掌声雷动，只有你尼采一人双手插在口袋，将脑袋缩在大衣的领子里。在尼采的眼中，瓦格纳在舞台上俨然成为一个教主、一个光芒四射的伟人，而台下的众人只是没有头脑的信徒，服从指挥的奴隶罢了。

1883年2月，正当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进入写作尾声之时，瓦格纳在威尼斯病逝的消息传来。尼采禁不住而伤心流泪，他忧伤的对朋友说：“与一个最敬爱的人对立了六年，这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我不得不反对瓦格纳，最终还是走向衰老，至于真正的瓦格纳，在某种程度上，我还会是他的衣钵的继承人。”

其实在瓦格纳去世前，就原谅了尼采，当时瓦格纳听说尼采的健康状况恶化后，给玛尔维达写信说：“我能忘记他吗？这个以如此激烈的方式与我决裂的朋友？我非常清楚，要求一个被如此激情折磨的灵魂，去合乎常情的思考是不恰当的。一个人必须对此沉默，并心怀同情。但我对他的生活和痛苦却一无所知，这令我很苦恼，我能不能冒昧的请你把我朋友（尼采）的消息写信告诉我。”

瓦格纳的音乐剧，鲜有欢乐、祥和，更多的是庄严、肃穆。在雄浑、厚重的声响中，有一种高贵的精神、坚韧的意志、强大的力量和不可被征服的斗志……，这又何尝不像是尼采的精神呢？

战争、英雄、死亡、复活这些词语深深植根于德国民族文化中，且不仅仅是这一个国家。德意志的民族自豪感在一战之后就彻底摧毁了。国家的衰退、理性的枯萎、文化的没落、道德的沦丧，人们已处于崩溃边缘，急于求得解脱，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渴望“吸毒”的状态。因此，敢于高呼“德意志高于一切”的希特勒得到了无数人狂热的崇拜和支持。而瓦格纳在音乐中的非理性与希特勒政治实践中的理想正好向人们及时提供了思想毒品。如果说，德意志民族的这种心理渴望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仅仅是一种理论代偿，在俾斯麦时代仅仅是一次小心翼翼的实践尝试，那么在希特勒出现的时候就已经荡集成一股不可遏止的心理浪潮。

这是全世界、全人类都需要进行的一种反思。一个是伟大的浪漫主义音乐家，一个是感性的行为主义者；一边是燃烧着日耳曼鲜血与理想的神话，一边是饱尝屈辱与渴望奋起的现实。瓦格纳与希特勒虽然在生存的时代上相差半个多世纪，但共同的理念和对艺术的执著使他们之间建立起不能用常理思考的联系。唯一的区别是，二人诉诸实践的方式不同。前者是幸运的，上帝为其在艺术领域打开了大门并最终通向辉煌的殿堂；而后者在狭义的艺术上是被抛弃的，因此，他找到的是一条用枪炮实现艺术梦想的道路，而这条路通向的则是死亡的毁灭。